据说到香港投行面试“官二代”，常用的一个问题就是：请直接写下你认识或者可以联系到的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界的要人名单。

“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你能给公司带来哪些业务？”这个据称曾广泛流传在外资投行招聘圈的问题，显示的是一场外资行和所雇员工之间微妙的心理对战。

多年前，有个未经证实的段子流传在香港的投行界。某中资投行的一高管对朋友抱怨称，好多高官把子女往投行部塞，有些级别太低，他们根本不要。“前两天我把东部一个副省长的公子给拒了。”

国际投行们非常清楚，就算在香港，想要做内地的生意，“人际关系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逐渐开始适应中国的“圈子”文化。

这些国际投行在中国攻城略地、赚得盆满钵满的背后，有着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他们重金聘请的中国的官后代，为其冲锋陷阵，权力规则成为制胜的重要法宝。

ONE 螺丝钉＆VIP

有人说，四大和投行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螺丝钉，一种是VIP。

VIP制度玩得最溜的摩根大通早在2002年就颁布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子女计划”，专门聘请重点客户的子女作为正式员工。

被公开的内部邮件里，满满是普通员工对VIP员工工作能力的吐槽。这些前来应聘的客户子女要么“要求午睡”，要么被描述为“他们所见过的最糟糕的商业分析师应聘者”，然而，更让投行精英们失望的是，这些完全不符合要求的人，最终成为了他们的同事。

一位摩根大通的员工曾经向老板吐槽VIP：“她真的在跟我们一起做投行的工作吗？还是说她就是一台复印机？”老板的回答云淡风轻：“是复印机。”

让我们乖乖闭嘴的是，有些VIP确实有钱得过分。

除了摩根大通，像摩根士丹利、高盛、花旗、瑞银、瑞信、美银美林和德意志银行也有类似的“子女招聘计划”。

瑞士信贷、花旗大量雇佣了很多留美的中国人，他们均有显赫的家世。

比如曾经就职于瑞士信贷的胡知鸷，就是典型的官三代，在瑞士信贷先后出任过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投资银行部主席。

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陈小欣，也是出生豪门，曾在香港花旗工作。

四大、私募等其他行业，这类现象也是很常见。几年前，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莲就到安永北京所做A2。

而她同父异母的哥哥何猷君，也曾在华尔街实习。他还在微博晒照，说自己加班到全公司只剩下他一个人。

这些VIP们的招聘和供养，其实是公司一个收益巨大的市场投资。

例如，一个投行想要独占某家估值千亿的大公司上市项目，最好的方法就是赢得公司负责人的认同。

恰好这时，这家公司负责人的儿子刚刚从一家海外名校毕业，那么，有什么比将这位太子爷招揽进来担任分析师更高明的做法呢？

摩根大通盛行子女计划时，在他们的雇员名单里，75%是其承销的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的高管子女。

摩根大通的一位高管甚至曾经在邮件中写道：为了赢得 XX公司的 IPO业务，我们已经雇佣好几位这家公司的高管子女，付出了大概80万美元的成本，我们一定要把这笔钱赚回来。

仔细算来，摩根大通付出的仅仅是80万美元的工资成本，而可能赢得的是超过2000万美元的收入，折算下来只有4%的销售成本。对精明的投行家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生意了。

尽管摩根大通后来因涉及雇佣高官子女而遭美国FCPA反贿赂条款的罚款，但这项法规也只针对雇佣决定是为了回馈或诱使政府官员下单的情况。单纯的雇佣关系并不违法。

而更多情况下，金融行业里的各种VIP雇佣几乎不受限。

但是这一切从商业的角度再正常不过，举些拉仇恨的例子：人家可能分分钟“摇”来一个其他同事连门路都还没找到的大项目；你费心想结识的大佬，是他们家的世交，是他口中的 xx叔叔。所以，当投行需要拿到某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时，这些自带资源的富二代们可能就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TWO 官二代＆IPO

在中国近年来众多大蓝筹和红筹股的上市过程中，融资额动辄数百亿美元，众多国际投行趋之若鹜——而在他们的背后，则闪现着不少中国官员子女或女婿、媳妇的身影。

“外资投行能否顺利拿下中国国企香港上市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投行中国区高管的政府背景。”一位总部在北京的投行高层坦言，通常来说，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担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或中国区总裁，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

这些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甚至女婿媳妇，从而成为各大投行高薪挖角的对象。

目前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上市的幕后军师姚允仁（Michael Yao）。姚乃“金家驸马”——第一任特区首长董建华家族的姻亲。

阿里巴巴与姚曾任职的洛希尔一直甚有渊源，早在2007年，阿里巴巴将其B2B业务来港上市时，已聘请洛希尔作为其财务顾问。而姚允仁也适逢于2006至2012年间，在洛希尔担任董事总经理兼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故不排除当年已与阿里巴巴主席马云相识。

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其上千亿的资本盛宴中，不少投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其中不乏高层的后代。比如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前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

流传在香港投行界的一个段子非常具备说服力。

有些国际投行在招“官后代”时，常用的一个面试问题就是：请直接写下你认识或者可以联系到的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界的要人名单。如果写下的名单够长或者够重量级，基本上都可以当场录用。

而在随后的投行生涯中，这些官后代各显神通。

2003年7月，中电国际的IPO项目中，美林成为中电国际赴港上市的最大赢家，不仅是交易的保荐人，担任牵头行和主承销商，同时也是中电国际的账户管理人。

投行部董事总经理George Li是美林拿下中电国际大单的重要功臣。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他身世显赫，进入美林之时，George Li只是一个新手，在投资银行界不到一年时间，关于他的身世众说纷纭，但是没有一个实锤。

除了国际投行，中国大投行里亦是官后代云集。中金自不用赘述，中银国际1998年之后，很快成为“托儿所”。名气稍逊的建银国际，其中以地位稍低的省部级副省级领导人子女居多，近几年积极介入各地政府融资平台业务。

但更多投行界人士看重的是，制度才是根本，制度能够让投行变成鬼，也能够让鬼变成人。

在没有强大的背景和感情基础的前提下，全拼综合实力。对于弱逼来说，那些所谓人脉，看似全线飘红，实则虚假繁荣。

社会是一个圆锥，每个人都在圆锥的高上面爬。你和同等水平，不同领域的人的距离就是你所处平面圆的半径。只要你的水平更高，你接触别的领域的人的距离就会更短。

三流的投行员工认识三流的演员不太容易，但是投行老总和大明星就可以出双入对。博士刚毕业的学术菜鸟认识一个基层政府科员的难度微大，但是院士可以很方便跟省长交流交流，喝一杯茶。

所以，决定你人脉的不是你接触范围的广袤否，而是你自身的实力水平。

你认识多少人没有意义，能号召多少人才有意义。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学生，上午和一个富二代一起看书，下午旁听了马斯金的制度经济学，晚上买票参加了李泽楷的慈善晚宴，又能怎么样呢？即便是你四处发朋友圈，发tiktok向着世界描述你和富二代，马斯金，李泽楷等等多么多么熟悉，但又有什么意义呢？

富二代不会帮助你，马斯金不会给你写推荐信，李泽楷也不会跟你合伙做生意。

而投行里的“螺丝钉”们也大可不必高呼不公平，说句残酷而实际的话——没有VIP拉来的大单子，螺丝钉可能也没活儿干了。